加密基金會時代的終結:新時代的組織架構探索

加密基金會曾是推動區塊鏈行業發展的重要力量。然而,隨着行業的發展,這種組織形式的局限性日益凸顯。它們在去中心化進程中制造的阻力已經超過了所能提供的價值。

隨着美國國會新監管框架的出現,加密行業迎來了一個難得的機遇:摒棄加密基金會模式及其帶來的種種問題,轉而採用責權更加明確、更具發展潛力的機制來重建生態系統。

加密基金會模式源於早期創始人的去中心化理想主義。非營利的加密基金會旨在作爲網路資源的中立管理者,通過持有代幣、支持生態發展來避免商業利益的幹擾。理論上,這種模式能最大程度地實現可信中立性和長期的公共價值。

但隨着時間推移,監管環境的變化和市場競爭的加劇,使得加密基金會模式逐漸偏離了初衷:

1. 面臨監管測試的困境。監管機構的"去中心化測試"迫使創始人不得不放棄或規避對自己網路的參與。

2. 在競爭壓力下產生捷徑思維。許多項目方將加密基金會視爲快速實現"去中心化"的工具。

3. 成爲規避監管的通道。加密基金會淪爲一種權責轉移的"獨立實體",實質上成爲逃避證券監管的迂回策略。

這種結構存在諸多固有缺陷:

1. 缺乏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
2. 無法實現規模化增長的優化
3. 最終形成新的中心化控制

隨着國會提出基於控制權的新框架,維持加密基金會的分離假象已不再必要。新框架鼓勵創始人移交控制權,但不必完全放棄參與建設,同時提供了更清晰的去中心化構建標準。

支持者宣稱加密基金會能更好地協調代幣持有者的利益,因爲它們沒有股東的幹擾,可以專注於最大化網路價值。

但這種理論忽視了組織的實際運作邏輯:取消企業股權激勵並不能解決利益錯配問題,反而將其制度化。缺乏營利動機使得加密基金會缺少清晰的反饋機制、直接問責和市場強制約束。加密基金會的資金實際上處於一種庇護模式:代幣被分配並兌換成法幣後,支出與成效之間沒有明確的關聯機制。

相比之下,企業架構內置了問責機制:公司受市場規律約束。爲了盈利而配置資本,財務指標(如收入、利潤率、投資回報率)能夠客觀衡量成效。當管理層未達到目標時,股東可以施加壓力。

加密基金會在法律和經濟層面也面臨能力限制。多數加密基金會在法律上無權開發週邊產品或從事商業活動,即使這些活動可能顯著有利於網路。加密基金會面臨的經濟現實同樣扭曲了戰略決策:它們承擔全部努力成本,而收益(如果有的話)卻被分散化。

加密基金會還造成了顯著的運營效率損失。爲了滿足形式化的分離要求,高效協作的團隊不得不被拆分。這種人爲設置的壁壘延緩了開發進度,阻礙了協同效率,最終導致所有參與者都要承受產品質量下降的後果。

在這種新範式下,常規的開發公司(即從概念到現實構建網路的企業)爲網路的持續建設與維護提供了更好的載體。不同於加密基金會,公司能夠:

• 高效配置資本
• 通過提供超越代幣的激勵來吸引頂尖人才
• 通過工作反饋循環來響應市場力量

公司架構天生就適合追求增長和實質性影響,而不依賴於慈善資金或模糊的使命。

爲了解決激勵協同的問題,可以採用以下工具:

1. 公益公司(PBC)架構:開發公司可以註冊或轉型爲公益公司,植入雙重使命。

2. 網路收益共享機制:通過共享網路收益,爲企業創造持續性的激勵結構。

3. 裏程碑歸屬機制:將代幣鎖倉與有意義的網路成熟裏程碑綁定。

4. 合約保障條款:DAO可以與企業協商合約協議,防止損害代幣持有者利益的行爲。

5. 程序化激勵體系:通過基於貢獻度的程序化代幣分配來激勵各類網路參與者。

兩種新興方案DUNA和BORG,爲實施上述解決方案提供了高效路徑:

DUNA(去中心化非法人非營利協會)賦予DAO法律實體地位,使其能訂立合約、持有資產、執行法定權利。

BORG(控制論組織)工具使DAO能將"治理便利"遷移至鏈上透明運作。

DUNA與BORG共同將權力從非正式的鏈下機構,移交至更具問責性的鏈上系統。這不僅是哲學偏好,更是監管優勢。

加密行業正邁向一個新時代,需要:

• 真實的治理
• 實質的協同
• 系統化的運作

加密基金會已無法滿足這些需求。未來的系統應當將每個參與者的自利動機與整體成功深度錨定。加密新紀元將構建在具備真實激勵、真實問責、真實去中心化的可擴展體系之上。